这种行为表现“杀马特”的物质还真有，也就是物理学家口中“反物质”，而最先为人类发现的构成“反物质”的粒子就是“正电荷电子”。
1928年，不列颠科学家保罗·狄拉克最早提出的“反物质”的预言，他认为，每一种粒子都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对的反粒子，例如“反电子”也就是刚才话说的那种带正电荷的电子，其质量与正常的电子完全相同，而携带的电荷正好相反。
1930年，郭宜城的老师，卡尔·戴维·安德森开始通过拍摄宇宙射线穿过云室的径迹来研究宇宙射线。他发现有一种带正电的粒子几乎和那些带负电的粒子一样频繁地出现。带负电的粒子很明显就是电子，但那些带正电的粒子显然不是质子，而质子是当时所知唯一的带正电荷的粒子，最后，安德森推断认为，合乎逻辑的答案只有一个：这种粒子和普通的带负电的自由电子相比，它们带有等量的正电荷并且质量同数量级”。
后来证明，这种粒子就是行为表现“杀马特”的“反电子”，安德森在1932年9月宣布了它的存在，仅仅在次年，他的结论就被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和朱塞佩·奥基亚利尼所证实，安德森也因此而获得了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实践和观测证明，“反物质”在我们人类世界中几乎无处不在，少量反物质持续不断地以宇宙射线和高能粒子的形式，天女散花般地降落在地球上，这些经过了漫长宇宙旅行的反物质粒子到达地球大气层的范围大致在1到100个/平方米。
不仅如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都是反物质，比如，香蕉就会产生反物质——它每75分钟就会释放出一个“反电子”。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香蕉包含有少量的钾-40，而钾-40是钾的天然同位素，会在衰变过程中释放出“反电子”；再比如因为人体本身也含有钾-40的缘故，人类身体也会释放“反电子”。
唯一令人遗憾或者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反物质一旦同物质接触，就会彼此湮灭，因此，这些反物质粒子都非常短命，遗憾的当然是在自然界中，其寿命短到人类几乎难以将其捕捉，这让研究它的特性变得异常艰难且代价巨大，而值得庆幸的也正是因为此，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利用反物质把自己作死的有效手段。
“当年我在加州理工跟着安德森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其实是宇宙射线。教授仅仅年长我1岁，所以我们既是师生也是相交莫逆的朋友，安德森那时候已经因为发现“正电荷电子”而获得了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就在那一年，他又和内德梅厄一起从宇宙射线中发现了μ介子，我也很自豪于曾经是那个研究小组的一员，我记得，光我拍摄、观测、分析过的宇宙射线照片就有2000多张，并且从中找出了μ介子的轨迹，我应该是第一个参加寻找介子的华夏人吧，可惜，我没能继续下去，辜负了老师对我的期望，所以，我要去向他道个歉。”
郭宜城一边回忆一边轻轻地讲述着这段历史，整张脸上都绽放着荣耀的光芒，显然，他对往事记忆犹新且引以为豪。
“可是老师，为什么您没有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呢？按照您的说法，您已经在这方面走得相当远，而且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再走下去，您也很可能摘得那项所有科研人员都翘首以盼的荣誉啊？据我所知，沿着那个方向，有不少人都得到了诺奖，而您的起点比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高。”李伟困惑地问道。
郭宜城收回了望向车窗外的飘飞视线转向了李伟，脸色也渐渐变得郑重和严肃，一字一句地道：“因为我的祖国华夏需要我，因为我回国了，因为当年的华夏还不需要诺贝尔奖，需要的是电力工业和电讯工业，有电，必有磁，而我是研究基础物理的，能做的有限，所以，我选择了磁学，我所做的一切虽然有负师长，却无愧于心。”
莫名的，谭振华的心猛地一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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